美术馆里的保安:垃圾桶捡纸作画 工资低和家人吵架

 “您老要见谅,心中全是您英俊潇洒的身影,可我画技太差,画不像,哭哭哭。”46岁的吕跃民在速写本上写下这句话,同页附上一幅临摹徐悲鸿画稿的素描。

身穿黑色保安工作服,吕跃民站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3楼,眼神不时地扫着参观者,每隔一段时间,他走几步松软一下身体,因为长时间站立,头上疏松的头发变得潮湿。

当参观者变少,吕跃民就会拿起速写本,靠在墙边,低下头,弯着腰,临摹墙上的画。他用食指和中指捏着铅笔,笔头很粗,不停摩擦,发出“嗤嗤”声。

这一场景被一位网友拍下发了微博,“他偷偷地画,我就偷偷地拍。真的被他感动。”

吕跃民发现了,背过身小声说,“哎呦,我画得不好。”

参观者大部分是美术爱好者,吕跃民会向他们请教,速写本前半部画满了他们的画。“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师傅。”

下午5点半,吕跃民下班,在单位食堂吃完饭,回到1公里外的平房宿舍。昏暗灯光下,保安围在一起打牌,不足10平米的房间里充斥着烟味、汗臭味、笑声、叫喊声。吕跃民侧躺在铁床上铺,拿着笔对着手机中的照片,“画画的时候,我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心里特别平静,什么烦事都不用去想。”

(网友@王瑞琳雕塑拍下吕跃民作画的场景。图/@王瑞琳雕塑微博)

三楼值班角那画画的”

吕跃民绷紧的身子晃了一下,浑身酸疼。手中这幅临摹的黑白画,粗粗勾勒了人物的轮廓、头发和胡须。他觉得这幅画更接近原作,很高兴。

站岗的位置,正对着徐悲鸿的真迹油画《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游客在黑线外观赏,不时传来导游的喊声。

一位参观者来看画,吕跃民笑着前去搭讪,“帅哥,你好帅呀!你能帮我画幅画吗?”他们大都会答应下来,吕跃民站在一旁,观察怎么画,怎么握笔,怎么布局,怎么定结构。

初进美术馆时,他知道有个年轻保安因为痴迷画画,工作态度不好,没几天就被开除了。“画画只能慢慢来”,一个月后他混熟了同事关系,“偷偷画”,不敢太招摇,“别的同事心里会不舒服”。

他画的第一幅画是齐白石,画在从垃圾桶里捡来的废纸上,高高的颧骨,长长的胡子,圆圆的眼睛。

“这是齐白石吧。”有人认出他画的人物,他有些激动:“帅哥,你好聪明。”

也有女游客指着速写本上的鲁迅头像问:“这是斯大林吧。”“哎呦喂,这是鲁迅,你气死我了。”他画的鲁迅,来自小时候读过的《三味书屋》,以及爱听的戏曲《风雨故园》。

(吕跃民画的鲁迅。杨磊/摄)

看过吕跃民画的《愚公移山》,保安队张队长说了两个字,“挺像”,其他同事也说不上太多,聊起另一幅女石膏裸体像,他们一脸茫然。刚来工作20天的老刘只知道他是“在三楼值班角那画画的”。

吕跃民并无专业绘画基础。他常用垃圾桶里捡来的废纸作画,“后来有个大美女说,要练好字就要用好纸,画画也是。”后来校园门外搞促销,他一口气买了三个速写本。

有人还送他书,比如教画素描的《超群素描头像》,教画人体结构的《伯里曼》。刚来时,一位老人提醒他掌握基本能力就行,不要跟课本学得太深,以后画被限制在一个框架里,“想出来就难喽。”

“老人说的应该对,虽然我不知道老人说的框架是什么。”吕跃民说。

他时常翻着速写本上参观者留下的人物画,他们有的画了作者自己,有的画了吕跃民本人,“格瑞是个黑人,你看他把我画的,也成黑人了。” 他又指着天津美院学生画的人物肖像说,“这幅画很好,结构、明暗、很有立体感”。

画作痕迹逐渐变得模糊,吕跃民用黑色的油笔循着铅笔痕迹又仔细描上。

保安与《徐悲鸿自描》

吕跃民有自己的一套绘画理念:画荷花,因为荷花高洁;画红楼梦,因为人物漂亮;画菩萨,因为会保佑普通人;画头像,因为他要画全家福。

甚至也有了自己心中的美,“遇到你喜欢的人、事,就好,若不感兴趣的话,再美好的东西,在你眼中也只是一个摆设。”吕跃民皱着眉头,双眼迷蒙地向前看,想了两分钟,小声嘀咕,“所在的环境中,有你所崇拜羡慕喜欢的,身临其境,感到全身心都舒畅。”

他的保安同事似乎并不关心这些。吕跃民拿着速写本说着每一幅画的内容,“你看这个封皮,是我画的,照着四楼的《徐悲鸿自描》,这个头发也是我新学的画法才画出来的。”室友回了一句“嗯”,就操着一口山西方言和别人聊起了天。他们之间经常会互相借点小钱,但只要一说到画画,就没人愿意听。

有参观者劝他,“你都这么大了,就算学会了画画,也不一定能赶上学校的学生。美术馆保安不挣钱,不如去找个其他活,好好挣钱。”

吕跃民侧过脸,扭头走了,“我不搭理他行吗?人长得这么帅,说话怎么这么气人”。

被人冷遇,吕跃民很少再提及自己的画。一次,张队长夸他的画,“有个女裸体,上半身画得不错”,吕跃民很开心,觉得被别人认可,“说明进步了”。

吕跃民的手机屏保是一张老照片,一个身穿绿色军装,头戴大檐帽,右手握拳托腮,面露微笑、嘴角上翘,露出6颗白牙的年轻人。“当年我也是帅小伙哟。”十几年前,他在老家凑了几万块钱买了房,现在房价高企,“我亲戚都夸我当年有眼力。”

如今,身体略显肥胖,眼袋厚重,头发稀疏,没那么帅了,也没那么厉害了,吕跃民低下头,边说边拿着别人递的烟给过来,“我的烟是红塔山,不好,我没好意思拿出来,你别见怪哟。”

(吕跃民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拿着他的速写板,黑色的封皮上画着徐悲鸿。杨磊/摄)

他和张队长关系很好。张队长不懂画,但乐意听他唠叨,被吕跃民当成真心朋友,以及“领导”。他管中央美院毕业生也叫领导,“领导们画画很厉害,挣钱也厉害。”

他换过很多工作,初二辍学参军入伍,退役后被分配到河南临颍县的一家化肥厂。他喜欢唱戏,画鸟、画竹子、画松树,画完挂在自家墙上,出现在厂里的版报上。后来工厂效益低下,家庭拮据,他出来打工,“外面能接触画画的人,县城里没有几个懂这些的”,先后在广东、山东、江西待过,画得最多的是菩萨、神仙。“神仙不求回报的帮助别人,不看身份高低。”

2016年来北京,他到圆明园当保安,白天站10个小时岗,晚上就在对面清史书屋里守夜、画画,画花鸟虫鱼,画红楼梦人像。保安经理要了一幅荷花,给别人拿去参赛。保洁室贴满了他的画。班长陶伟说,“我不太懂画,但我支持他。我们曾经让他画过正觉寺的平面图。”

画能将他与保安的身份短暂区隔,只要不谈画,就能和同事连成一体。年前,电视信号接收器坏了,过年时大家很沉默,“别人除夕看电视,我们除夕看地板。”因为爱开玩笑,同事叫他“开心果”。

然而下班后的吕跃民变得更不像保安。换下工作服,他穿上一套牛仔衣、牛仔裤,黑色反毛皮鞋,灰色呢绒斜挎单肩包,挎带上扣着一顶鸭舌帽,“帅吧,这衣服才几十块钱。我买衣服不看质量,只看款式。”

回到保安集体宿舍,同事们在玩手机、打扑克、抽烟,吕跃民开了几个小玩笑便爬上床,拿起了枕头旁的速写本和画本。这间10平米左右的空间里,放置两张大铁床、一个大头彩电,天花板上盘着杂乱的电线、网线,因为去年冬天那场整治行动,卫生间被拆了。一幅贴在白色墙面的恭贺狗年画,是吕跃民唯一可见的画作。

(吕跃明在保安宿舍,拿着他尚未完成的八仙图。杨磊/摄)

离开与留下

吕跃民刚出来打工时候,就想画一幅全家福:把年轻的自己、妻子和孩子们,用画笔留住,挂在自家墙上。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先画好人像,他说这是来北京的真正目的。

最近妻子曹红英不停地打来电话,催吕跃民离开,“从北京回来,在家里给姑娘做饭就行。”吕跃民每个月只有2230元的基本工资。妻子嫌工资低了,一直要他另找工作,“你要学画画没问题,但是你不能影响生活呀。”

“不回去,我回去之后,你们吃什么,喝什么。”吕跃民说。当时他正在研究《田横五百士》人物中侧脸的绘画技巧。

留在北京,烦心事不少:每个月要给家里邮1700块,到月底只能跟同事借钱吃饭,还要支用儿子退伍后结婚的钱、女儿初中的学杂费。今年过年加班没有回去,他和妻子又吵了一架。

周一放假时,吕跃民会坐地铁到免费景区到处逛,看到一家子在街边打闹,想起老婆孩子,恨不得马上回河南。但他知道,回老家工资会更低。“我的妻子性格争强好胜,她总是愿意与好的人家相比,但是志比天高,命比纸薄呀。”

每次想到这些事,他就作画,“画画让我心静,注意力特别集中。”他觉得生活就像画画,一笔一画,按照布局认真地把美好的东西刻在心里,同时让别人能够感到自己的温暖。

但钱的事儿避不开。因为想画人像,吕跃民去年底从圆明园跳至美术馆做保安,录取那天,欣喜又忧愁,“工资变低了”。为了节省铅笔,他不削细笔尖。

一个月前,寝室同事招呼吕跃民一起斗地主。他只玩了两把,最后一把当地主时,被两个农民三个炸,输了十多块,“不玩了、不玩了,我还要吃饭,买本子。”

(吕跃民离开了中央美术学院,在雍和宫附近的微型消防站工作,与保安工作相似,每当夜晚他都会趴在办公室的桌子上画画。杨磊/摄)

有时候又不那么心疼钱。天津美院的学生赵子柳成了吕跃民的好友,每次来北京,吕跃民都会请他到学校食堂吃饭,已经吃了5顿,同事劝他别花冤枉钱,吕跃民说:“饭必须请,他们都是我的老师”。

吕跃民不想离开美术馆,在这里能够接触到真正会画画的人,而且愿意教他。张队长曾经告诉吕跃民,每个毕业季,美术馆里都会给毕业生留1平方米左右的地方展示作品。他想着,如果哪天作品能够放在美术馆里就好了,“那么一丢丢的地方就好。”

最终他还是离开了。4月20日,他去雍和宫报到,那里的工资更高,月入3000元,管吃管住。

次日,北京下了一天的雨,吕跃民把行李和作画用的书、笔、纸拿到了安定门街道微型消防站。白天他和同事开着微型消防车走街串巷,晚上他趴在消防站的办公桌上画画,旁边堆了一摞学习素描的书,吕跃民看着墙上当天他贴的《徐悲鸿自描》图片出神。

晚上10点,吕跃民拿出速写本,四周已经没有了徐悲鸿的画作,他只能为值夜班的同事画肖像。

同事问:“你怎么还不睡觉。”

美术馆里的保安:垃圾桶捡纸作画 工资低和家人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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