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中国城市化的两部曲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在我看来,可以用我所写的一本书《人地城》中的一句话来概括:“人类演化的一条轨迹,是更多的人离开土地,汇成城市。”

翻看1978年的数据,当时全国人口9.6亿,乡村人口7.9亿,城镇人口1.7亿,城市化率18%。全国的就业人口4亿,2.8亿在农业,0.69亿在工业,0.49亿在服务业,农业就业占总就业的70%。考虑到老年人和青少年在农村大量参加农业劳动,但在城镇却无法正常就业,农业实际的就业占比要更高一些,可能达到80%。10亿人口8亿搞饭吃,说的就是这个局面。

40年之后,中国的城乡局面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看公布的2016年数据,全国总人口为13.8亿,就业人口7.7亿,其中2.1亿在农业,2.2亿在工业,3.4亿在服务业。考虑到农业就业可能存在的高估,实际的农业就业还要少一些。农业就业的占比,已从80%下降到27%甚至更少。很多人已经离开土地,汇入城市了。每年春节的返乡潮,是大量农民工已经进城的集中写照。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商朝开始,迄今已经3000多年。3000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第一次改变了这一局面,中国农民第一次大规模地离开土地,这无疑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最根本的社会结构变迁。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容器,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人类社会已经取得的经济增长,是和城市的发展伴生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也是城市化的成果。而中华文明的复兴能达到怎样的高度,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城市化能走多远。

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农民进城的步伐,在笔者看来可以分为两步——第一步从乡村到工厂,第二步再从工厂到城市。

中国农民进城第一步:从乡村到工厂

据笔者的观察思考,从乡村到工厂的第一步从1978年开始,大致到2012年结束。在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基本实现了初级和中级的工业化,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一阶段的重大事件,包括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民营企业蓬勃发展、住房商品化改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等。

通过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10亿人的吃饭问题,把8亿农民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为工业化提供了劳动力基础;上世纪80年代风起云涌的乡镇企业,是农民从乡村到工厂的第一次尝试。因为不能离开土地,农民就把工厂开在了农村;1992年以后,农民工进城的限制取消,城镇中的工厂——也就是民营企业开始迅速崛起。

住房商品化和加入WTO这两件事,为城镇里的工厂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房地产拉动了基建、建材、汽车、家电、机械等行业,使得过去十多年中我国没有内需不足问题。加入WTO则使得中国巨大的劳动力和世界成熟的商品流通市场结合,带来了巨大的外需。内外需结合,拉动了中国的工业生产,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生产技术得到巨大进步,形成了巨大的产能。

在和世界市场结合的过程中,在内外需的双重拉动下,中国的中低端制造业的竞争力得到极大提高,基本完成了初级和中级工业化,为更高级的工业化奠定了经济和技术基础。回首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成就。

这一发展阶段的典型特征,是全国成了个大工地,各地都在修工厂、搞基建、建房子。招商引资和工业园区,是快速工业化的重要抓手,实质是降低工业化的初始成本,快速形成产能,开拓和占领国内外市场。大规模基建的实质,是完善基础设施网络,降低市场流通的成本,帮助形成更大规模的市场。房地产的实质,不仅是满足居住需求,更重要的是为投资渠道匮乏的中国居民提供了重要的储蓄机制,为居民发行“城市发展股票”,买了这个“股票”的人,都获利颇丰。

中国农民进城第二步:从工厂到城市

前面讲的是从乡村到工厂,中国农民进城的第一步。在此之后,中国农民开始了从工厂到城市的第二步征程。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城市替代工厂,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从2013年开始,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集中表现为经济增速的“三个反超”和房地产价格的“一个分化”。这“三个反超”和“一个分化”,从数据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

经济增速上的“三个反超”,指的是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反超、消费型城市对投资型城市的反超、服务型城市对制造型城市的反超。这三个反超,说明以服务和消费为基本特征的大城市,已经取代以投资和制造为基本特征的中小城市,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战场。

房地产价格的“一个分化”,指的是从2013年开始,中国房地产市场结束了大中小城市“同涨同跌”的局面,开始了“大城市大涨,中城市小涨,小城市基本不涨”的分化格局。2013年,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分化元年。

房价是一个城市发展潜力的综合反映,房价的分化说明中国城市发展遍地开花的局面已经结束,而潜力大的城市开始领跑。

“三个反超”和“一个分化”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增长机制的重大变化。经济发展的动能,从工业化转变为了城市化。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则从工厂转变为城市。农民作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变迁的生力军,将要完成从工厂到城市的关键转移,完成从工人到市民的身份蜕变。

在中国农民进城的第一阶段,表面上进的是“城”,实际上进的是“工厂”。大量的农民工,进的是车间和工地。在快速工业化的背景下,这有高度的合理性。

没有就业机会的进城,不会带来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拉美国家比如巴西、阿根廷,虽然城市化率很高,但由于没有充分的产业支撑,经济发展遇到很大瓶颈,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国的城市,其实就是工厂,因为这些城市是以工厂为核心建立的。没有工厂,就没有就业,没有生产,没有经济增长,没有税收。相关的生产型服务行业,也是以工厂为依托的。我们回头看这一段历史,一定会从“招商引资”和“工业园区”这两个充满时代特色的词语中,清晰发现工厂在这个阶段城市发展中的核心作用。

不过,由于缺乏市民身份和基本的公共服务,这些进城农民有了一个特殊的名称——农民工。这个词的意思,是他们不是市民,而是工人,还是城市的过客。

那么中国农民进城的第二步,就是从过客变成居民,从工厂走出来,融入城市。尽管面临各种困难,中国农民的吃苦耐劳和创造财富的能力毋庸置疑。

中国的“再城市化”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因此中国农民进城的“两步走”,必然对应着中国城市化的“两步走”:第一步是城镇化,第二步是都市化。

中国城市化的第一步是城镇化,核心是建工厂,以工厂为核心建城市。这一步高度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在这一步中,中国完成了初步的工业化,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形成了初步的国内市场,为进一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打下了基础。目前这一步已经基本完成,中国已经实现了基本的工业化,成为了世界工厂,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城市化的第二步是都市化,是把以前以工厂、以生产为核心的城镇,改造为以市场、以交换为核心的都市,或者叫“再城市化”。再城市化不是抛弃以前的城镇,而是以“城”为基础,发展“市”。在“城”与“市”的二元对立中,“城”是经济基础,“市”是上层建筑,“城”是硬件,“市”是软件。“城”与“市”相得益彰,缺一不可。

在很多国家,从乡村到工厂、从工厂到城市这两步,是同时进行、交替前进的。但在我国的具体国情下,这两步被分开了。具体说,工业化领先于城市化单兵突进,根源于中国的两个天然存在的优势。

首先,是后发国家的技术学习优势。中国的经济起飞晚,可以充分学习高收入国家的先进技术,然后和自己的劳动力结合,快速实现工业化。不仅技术,很多产品也是借鉴高收入国家的发展路径,风险很小。

其次,成熟的世界商品流通市场给中国带来了现成的市场资源。中国的改革开放恰逢第二次经济全球化,世界商品流通市场趋于完善,中国可以充分利用世界市场资源进行大规模工业生产,而不必一步一步去开发市场,这样就进一步加速了工业化。

和工业化相比,城市化没有那么快。工业生产在劳动力、资金、技术到位的情况下,可以快速复制、快速迭代,工业化的速度可以非常快。但城市的本质是人口聚集而成的一套生态系统,是一套基础设施之上的功能机构复杂分工网络,只能慢慢生产出来,不是一下子能“复制”出来的。

工业化的突飞猛进和城市的慢慢生长,客观上形成了“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局面。

中国的再城市化,就是要解决城市化滞后的问题。以前,我们比较注意城市硬件;以后,则要更加注意城市软件。具体而言,就是要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提高城市承载力,吸纳更多的人口,让城市的毛细血管充分发育,让城市成长为健全的生命有机体,更加便利、舒适、宜居。

城市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成为13.8亿中国人身体舒张、灵魂飞翔的港湾。这一点做得有多好,决定着中华文明的高度。

城市发展能将中华文明带上更高峰

人类从乡村向城市的迁移,并不是哪里独有,而是伴随着整个文明史。无论是东方的中华文明,还是西方的地中海文明,每一次繁荣都以一个当时标准的超级城市为特征。从古巴比伦到古希腊,从古罗马到君士坦丁堡,从商朝的殷都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洛阳,从唐朝的长安到宋朝的汴京、临安,再到明朝的北京,都是当时的超级大城市。

“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句话的本意,是古罗马帝国的每一条路,都通向首都罗马,都可以为罗马运送粮食和物品。公元150年左右,也就是将近2000年前,古罗马帝国达到鼎盛,疆域横跨地中海,其首都罗马盛极一时,人口达到100万左右,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百万人口的巨型城市,比我国的唐朝长安还要早500年左右。当时的罗马,是地中海的中心,也是世界的中心,也就难怪条条大路都要通往罗马了。

史学家保罗·贝洛赫在《城市与经济发展》一书的开篇写道:“这世界上没什么事情比城市的兴起更令人着迷了。没有城市,人类的文明就无从谈起。”人类历史上有趣的故事,都发生在城市里。

城市不仅在历史上是文明的坐标,也是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载体。在主要发达国家,城市化率都达到80%左右甚至90%以上。而且,目前95%以上的经济产出都在工业和服务业,都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农业的产值比重很低,在1%左右,德国、英国都只有0.65%左右。农业就业的比重也很低,较高的日本有3.6%,德国、英国都只有1%多一点。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国正在向进一步的城市化迈进。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也仅有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才能将中华文明带上更高的高峰。北上广深已居于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列,人口规模已经很大,资源集聚能力已得到证明。还能走多远,想象空间无限。中国是个大国,人口基数大,发展潜力大,城市化率还只有58%,又恰逢数字技术和智能革命的时代,因此,一切皆有可能。

40年:中国城市化的两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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