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龙:王书金案的疑点聚焦

   7月10日左右,王书金案二审法庭将继续开庭,届时,一场万众瞩目的法庭大辩论将开场,根据已知情况和信息,这场大辩论将围绕以下问题展开:

 
一. 关于“作案时间”的疑点:
当前,关于康某被奸杀的时间,尚无确定的准确时间,目前以有如下四种说法:
一是根据聂树斌案的官方报道《青纱帐迷案》(写作者是参加聂案侦破的石家庄民警焦广辉)。报道提供的时间是1994年8月初的一天发现康某在玉米地中的尸体。由于发现尸体时,尸体已高度腐烂,法医断定死亡时间在发现尸体的大约八天以前。也就是说,从尸体状况无法确定死亡的准确时间,只能确定一个大致的时间段。
二是根据上述报道提供的聂树斌供述,他是在一天的早晨八点左右骑车离家到案发的玉米地附近游荡,遇见康某,遂实施强奸杀人的。
三是根据王书金从2005年1月以来八年中多次供述,他是在1994年夏天的一天,中午睡午觉时起来到玉米地边上的菜园中去偷西红柿吃,遇见康某而实施强奸和杀人的。
四是与康某同住一宿舍的女工于某提供的证言,说康某是在一天下班洗澡后离开的,时间大约是下午六时左右。她说,从此就再没有见过康某。在王书金案的二审中,河北检方把于某提供的这个时间这定为康某的死亡时间(罪犯作案时间),并以此为依据,认为王书金的供述与此时间不相符,所以不与采信。
 
【疑点分析】
由于并没有案发的准确时间,检方把女工于某所说的“从此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康某”,断定为案发时间,这就不合逻辑——康某可能是离开后立即就遇害了,但也可能是离开相当长的时间后才遇害的。就算以此为案发时间,如果说王书金所说的“中午睡午觉时”与这个时间不符,那么聂树斌口供中的“早晨八点左右”就更加不相符了。要知道,天长酷热的夏天八月时,睡午觉的时间离下午六点更接近(给人感官上的印象更相似,也更容易造成记忆的差错),而“早晨八点”则与这个时间根本就不沾边。按照检方的逻辑,聂树斌的口供更可疑,可信度更低。所以以此为标准断定王书金所供为伪证,就严重缺乏依据。
 
二.关于“杀人手段”的疑点:
在王书金案的二审中,检方出示了一张据说是现场发现的衬衣的照片,并认定这是罪犯勒死康某的工具。而王书金在最近八年来的多次供述中都交代自己是用双手将康某掐死的。检方断定,王书金供述的杀人手段与他们出示的证据不符,因此是伪证。
对此,已经出现了几点质疑:
一是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当时就在法庭上和法庭外指出:照片上所显示的衬衣不是十八年前案发后公安人员拿到她家让她辨识过的物证。她清楚地记得,当时出示给她的是一件长袖女衫,而不是王案二审法庭上照片上的短袖女衫。
二是王书金的律师当庭指出的,法庭上出示的物证应该是物件原件,而不应只是照片或复印件(检方提供的聂案档案也非原件,而是复印件)。照片或复印件是不能当作法庭上的有效证据的。
经过律师用放大镜仔细观察,照片上的衬衣非常干净整洁,像是清洗晾干后的一样,没有任何污渍,这不符合缠在高度腐烂的尸体上八天这一情节。因此律师怀疑,这并不是现场从尸体上提取的物证原件。对此检方还没有合理的说明。
 
【疑点分析】
凡有公安侦破经验和法医学知识的人都知道,衬衣并不是勒死人的适当工具,越细的绳索越能致人窒息死亡,而宽大的衬衣由于受力点广泛而均匀,压强小,想要致人死亡是十分困难的;
王书金一共供认过四起强奸杀人案,杀人手段都是用手扼死。其他三起都已经通过法庭审讯而得到认定。只有奸杀康某这一起由于早有聂树斌案的死刑判决而被法庭拒绝审理。但是,如果把他对这四起案件的供述对比,就会发现一些具有王书金特色的犯罪方式。
在公安侦察阶段,警方一直反复问他在杀死康某时还用过什么工具没有,王书金一直坚持供述没有使用其他工具,只是用手掐死的。这似乎与康某尸体现场的衬衣相矛盾。
但产生这一矛盾的原因还有另外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件衬衣并不是杀死康某的工具,而是在康某死后用于移动尸体的工具。如果问他杀人时用的工具,他当然不会说起这件衬衣了。
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猜测,而有实在的证明——在王书金所为的其他案件中出现过相似的情况:在他主动供述的1995年在河北广平县所作的另外一起案件中,警方押着他去指认现场,他指明了藏尸地点(当时这个女子是作为失踪人口登记在案的,王主动供认是被他奸杀的),警方一铁锹下去就发现了埋藏不深的尸体。尸体的脖子上缠着一条女式尼龙腰带(与康某尸体现场的情况类似)。在审讯时王书金说,这条腰带并不是他勒死女方的工具,而是在他挖好藏尸坑后,用来把尸体拖到坑中而随手拿起的一件工具。
康某在被奸杀后尸体确实被移动过(尸体被移放到玉米地深处不易被发现处),如果警方或法庭问王书金移动尸体的方式(而不是杀死康某的方式),他很可能会想起当时拖动尸体用了什么工具。这件到目前仍是来历不明的衬衣(有没有可能是康某洗澡时换下而带在身边的?)很可能就有了交代了。
 
三.关于现场死者衣物异地藏放的疑点:
在康某被奸杀的现场,有一个至今还没有被人注意,也没有得到合理说明的疑点——康某的衣裙并没有在尸体附近,而是出现在离尸体二十多公尺远的一个井台边上,上面还盖着一些乱草。康某的工友于某在发现康某失踪多日后,沿着她上下班的路线寻找,先是在这个路边的井台附近发现了康某的衣裙,感到事情不妙,才紧急报案。经在周围搜索,才在玉米地深处发现了康某已经腐烂的尸体。
这个死者衣物的异地藏匿原因还没有得到合理的说明。而王书金的供述提供了解开这个谜的合理说明——他有收藏女人衣物的癖好。他供述说,他作案后取走了受害人的衣物,准备带走。走到路边听到附近有人声,害怕一个大男人手拿女人衣物被人怀疑,就塞到路边井台下,还扯了一些野草盖上——这与聂案的现场记录高度吻合。
 
【疑点分析】
王书金在作案时不仅对受害人进行强奸和扼杀(他供述杀人的原因是害怕被受害人指认),而且有个习惯——收集和带走受害人的内衣(他平时就有偷窃晾晒的女人内衣的癖好)。这也不是无根据的猜测,而有王犯所作的其他案件可以印证。在河北广平县王犯其他的作案现场都发现了如此的类似情况,例如,在另一名被害女尸的藏匿地——一口枯井中,除发现女尸外,还发现了一些不是受害人的内衣、乳罩(上面还盖着野草!)。在审讯中王书金很害羞地对办案人员说:“别问这些了,我有个可丢人的习惯……”
王书金这个怪癖的犯罪心理特征在康某被害现场也留下了明显的痕迹,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用野草把女衣盖上”这个细节在多个他所作案的现场都出现了,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
 
四.关于“王书金可能重返现场”的疑点:
在王书金案二审的法庭上,检方为证明王书金的供述是伪证,提出了一个假设:王书金可能(注意,这是他们所用的字眼)曾经在聂案的侦查过程中,随同人群围观过犯罪现场,所以他才能在编造的证词中说出许多与现场吻合的证据。
而广平警方在侦察王书金案时,王书金曾供认,他在作案三天后就离开了下聂庄,到石家庄市内(远离作案地点几十公里)另找工作了。从此就没回过作案地。
 【疑点分析】
把“假设可能”当成证明,这是检方犯下的一大错误。他们提出这个“可能”,但没有拿出一个证词,例如当场围观的人之中有一个人看到了王书金,并证明王书金确实到现场围观过。王书金供述中与现场的大量“高度吻合”,仅用这个未得到证明的“可能”就推翻得了吗?
即使有人在远处围观(勘探现场时肯定是不让闲人凑到跟前看的),还有几个人能精确地说明现场的具体情况的?直到今天,广平公安负责王书金案件的民警,还未得到阅读聂树斌案档案的机会,甚至连当时的现场勘测图都没见到过,可他们根据王书金的供述,以及十年后(2005年春)带着王书金指认现场时(石家庄警方拒绝合作,没派一个人陪同)绘下的草图,却与当时的现场高度吻合,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
 
五.关于现场“一串钥匙”的疑点:
在康某被奸杀的现场,有一个很少有人提及的物证:在离死者尸体右手大约一公尺的地方,有一串带着铁环的钥匙。
死者康某的工友于某说,康当时穿的连衣裙没有口袋,钥匙没地方放,就经常用铁环挂在中指上。
王书金供述,他作案后原来拿起了这串钥匙,在到井台边藏匿了死者的衣物后,突然想到,从现场带走的这串钥匙很可能成为他作案的证据,于是返回到尸体旁边,将钥匙扔到离死者右手约一米的地方了。
 
【疑点分析】
八年前,关于此案的第一篇报道《一案两凶 谁是真凶》中曾写过,王书金在指认现场时提供了“非亲到现场不能提供的准确证据”,其中指的主要就是这一细节。但由于怕被人说成是“泄露办案机密”从而给提供信息的人造成压力,也不愿意给企图掩盖真相的人提供制造假证的提醒和机会,故没有详细引用。
现在看来,这一串钥匙已经成了王书金是此案真凶、他的供述真实可信的铁证——这是打开“一案两凶”迷局的钥匙。
如果王犯没有亲自到现场,没有亲自作案,他绝对不可能编造出这样一个精确的细节——即使隔着高高的玉米地,在远处围观的人们也不可能看到这串钥匙,更无法说出钥匙离死者右手的准确距离。排除由于王犯的记忆误差(至今已经十八年了,有误差难免)所可能造成的其他证词的不准确之处,仅认定这一细节就可证明王书金是此案真凶而无疑。
因此,拿出十八年前石家庄警方在康某死亡现场的现场勘查记录,展开应该还封存在案的现场图,对比王书金的这一供述,就是认定此案真凶的最简洁、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有此一证,其它的证明均不重要了。
问题是,河北公、检、法有拿出这个证据的勇气吗?
 
 
                 《一案两凶 谁是真凶》报道的执笔人 马云龙
                  2013年7月1日 写于王案二审第二次开庭前

马云龙:王书金案的疑点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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