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至死不回大陆是为西安事变“忏悔”吗?

 

“我要到那边去”,2001年,美国夏威夷,100岁的张学良在轮椅上这样说。

“红绿灯在那边,我推您过去。”看护林渊泉回应道。

“不是,不是,我要到那边去。”

此时,这个从小孩时便一路跟着张学良的人明白了,他说的是海的那一边。

我在想:“假如爸爸在,他一定会说,张伯伯,我们现在就走”。

2008年,在一场两岸交流的活动上,来自台湾的郭小姐说起这段故事,作为位数不多的在张学良晚年可以与其亲近的人,郭小姐的父亲一直有个愿望-他想给近代中国的这段历史划下一个完满的句点,让张学良回大陆。

但是,在郭小姐口中的这个故事没过多久,张学良去世了,对他父亲和许多关注这段历史的中国人来说,这是莫大的遗憾。

而长久以来,关于张学良晚年为何不愿再回大陆众所纷纭。而有种论调颇为流行,有人认为,是西安事变导致原本涓滴溪流的共产党发展壮大,以至抗战胜利四年后,山河变色,作为“罪魁”的张学良自然有感愧对“党国”,也因此终身不愿再踏上大陆土地。

但事实果真这样吗?真相还要从60多年的大溪慈湖说起......

1958年的一天,阔别22年,张学良与他曾经的长官故旧蒋介石在台湾重逢。谈话间,蒋说“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张学良在日记中说,“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

的确,张在言谈间流露忏悔之意。在台软禁期间,蒋介石撰写《苏俄在中国》一书时,要求张学良“将西安事变前后事实,写一回忆呈阅”。张随即给蒋写下两封长函,回忆了西安事变全过程。函件经蒋经国订正,定名为《西安事变反省录》.此外,张学良回忆录《杂忆随感漫录》中的一些章节,及《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中,都有对西安事变的“忏悔”。

但是,结合当时的时空背景,再对比西安事变发生时和半个多世纪后张学良晚年接受采访所述,可知1950年代在台湾对“西安事变”低头认罪,未必出自真心。

事实上,西安事变发生时,张“负荆请罪”亲送蒋回南京,在军事法庭上,张却只是承认有对领袖不恭之罪,惟独不承认自己的主张有错。他坚持:“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虽然过了半个多世纪,他依旧还是这种态度。

关于攘外安内还是安内攘外是张蒋之间的政见分歧,晚年接受采访在评价蒋时,张学良说:“到南京的时候,那我真决心去死啊,南京把我枪决了,我不敢说,要是我部下这样子,我就把他枪决了。那我对老先生,我要负起责任呐,可以说,大部分的决心我是下定要死了。”“他不在了,现在我讲,否则,我不讲。本来我是决心至死不说出来这个事情的,西安这事,至死我不说出去的。不是因为面子的事情。”

再者,张学良到了晚年,从不避讳对周恩来的欣赏,在公开访问中问如此,私下谈话也是如此。所以,只因张学良在肃杀的政治环境中迫不得已写下的忏悔录就断定,张学良晚年拒绝登陆是愧对“党国”,未免过度臆测。

张学良至死不回大陆是为西安事变“忏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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