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拆548家,汶川县原副县长经历的生死和重建

 文、图|孙俊彬 编辑|冯翊

“出来的最大感觉是,自由。”在成都一家火锅店,41岁的王宇说起去年10月辞职的事,当时,他担任四川阿坝州茂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建国以来,阿坝州还没有县委常委裸辞的先例。

第一次见王宇是在汶川县政府办公室里,他留着平头,牛仔裤,深蓝棉质西装,手上叼着他自己卷的骆驼牌香烟,翘起了二郎腿,咖啡色尖头皮鞋上反射出光斑,很难想象,眼前这个长得有点像民谣歌手的男人就是汶川县副县长。5年后,他依然是留着平头,穿牛仔裤,说话简短有力。

他是汶川地震的亲历者,也是灾后汶川重建的主要参与者,曾花3天时间徒步走完全镇16个村,带领干部群众打通灾区漩口到都江堰第一条生命线,25天重建一个村庄,一月拆548户房屋,主导推动了漩口镇、威州镇、水磨镇的灾后重建工作和旅游产业规划。

因为在灾后重建中的突出表现,王宇由威州镇党委书记升任汶川县副县长、茂县县委常委。

几乎所有人都对他的辞职感到不可思议。父亲感到无法理解,一夜没睡。第二天,几个亲戚闻讯登门拜访,悄悄地在王父耳边问,王宇脑子是不是出问题了。县委书记看到辞职报告之后,整个人愣住,问他是不是生病了还是喝多了。

而对王宇来说,这桩辞职的心头事纠结了2年多,已到不惑之年,他认为时机成熟,是时候离开,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现在他离开四川到重庆创业,“我凭自己能力,也没什么闲话了。”然而,他发现自己的能力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完美。

王宇有时候还会回到他主政过的地方,在那里,新的楼房和街道几乎抹去了震前一切的生活痕迹。对于震后的大规模输血式重建,在他看来,“遗憾就是当时还不够强硬。”

王宇,41岁,汶川县原副县长,他是汶川地震的亲历者,也是灾后汶川重建的主要参与者。

以下是王宇的口述:

十年前的5月12日,我在漩口镇镇政府的办公室,怎么从二楼到的一楼,这段记忆是缺失的。现在能回溯到的印象是,到处都是烟尘,啥都看不清楚。突然听到了像爆炸一样巨大的轰鸣声,我和同事都趴在地上不敢站起来。

过了一会儿,情况稳定了一点,我让一个职工把漩口镇党委、人大、政府的牌子扛到镇卫生院,竖在卫生院门口,让所有的人就都知道往那里聚集。过了几天,我们就在那搭了一个小帐篷,成了一个临时指挥所,由镇委书记坐镇,那个地方收拢了从四面八方送来的伤员,救出了58人、抢救伤员270多人。

我带着办公室主任花了3天,把全镇的16个村全部走完,了解灾情,着重解决四件事:吃的问题、住的问题、医疗的问题、相信共产党。

对于遇难者,老百姓心里还有很多的创伤和质疑,这一点我能理解,特别是遇难的学生家长。

映秀镇倒塌了4个学校,有个村长的女儿在映秀幼儿园中遇难了,他老婆跑到映秀镇镇政府去闹。我和村长的关系很好,就带着他去映秀把人给接回来,两口子见面就抱着哭。

我说,你们知道我对小孩的感情,我一样爱这个小孩。但是,讲难听一点,你们究竟要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他们不要求赔偿,就说政府有责任。我说政府有什么责任?他说学校校舍的质量问题。

我说,不管校舍质量有没问题,那是五六十年代留下的房子,不说你们,映秀镇政府人员死了三分之二,派出所基本全军覆没,交警队、稽征所都没了,没办法的事情。

后来他们生了二胎,现在创伤好了很多。

漩口镇集中村25天就重建起来了,靠的就是人海战术。都江堰光大建筑公司1200个工人和集中村的村民一起将青石板、砖头背进了村里。

为什么要集中力量建集中村?好多人在笑,说是形式主义。其实当时老百姓都在观望,不愿意建房,甚至不愿意待在汶川,说要出去,不盖了。他们就依赖政府,等政府来弄。

我们的目的,一是给当地人信心,一是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地震半年,老百姓还住在棚屋里面,让全国人民怎么看。当时省、州都下指示:三年重建,两年完成。

集中村原来大多是平房砖木瓦结构,依托居民原有的房子,拉起来以后砌墙,重新盖瓦,房屋很容易就出来了。我们当时连一张施工图都没有,直接带设计师进去,现场规划。

这样快速地大拆大建,别人就叫我“王拆光”。现在想想,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我又没有跟地产商勾结起来强制拆迁,那时别人这样叫我,主要是调侃。

建集中村镇里面没有钱,没有财政,但州县还是挤出钱。援建资金2.8个亿,学校就要花去两到三千万,加上医院,道路水利其他基础设施,估计就要花掉接近一个亿左右。还有居民安置房、道路水利设施修建, 2.8个亿远不够,大概要6.2个亿左右。启动农房重建的时候,补贴资金没下来,买不到钢材,我只能找各种渠道赊账,几十吨钢材,我自己跑到成都通过私人关系拿来。赊了多少钱,我自己也忘了。

2009年那年,我记得只回了几次家。有一次走的时候,儿子说,爸爸,欢迎你再来我们家玩。

这些天我专门和他聊到共产党,他去看了《厉害了我的国》,想写一篇观后感,我就给他讲共产党的历史,作为一个党员,为集体谋幸福我很骄傲。

现在回头看这次重建,仍然有一个遗憾的地方:不够强势。

比如有一个片区,我的规划设想是,住宅区和商业户分开。但老百姓接受不了,他觉得每家每户一楼都应该是商铺,可以做生意,上面是住宅。

我说,一个镇多少人?一条街几百上千个铺面,你卖皮鞋给我,我卖小衬衫给你,有什么意思呢?

我提出节约用地,集中商业,建楼房,有个农民冲到办公室问我:我的锄头,我的小三轮放哪?

这个地方是农村,不是城市,农民就是农民,跟土地离不开。我希望改善居住环境,在住宅区周边每家每户搞个大的储存间,可以放些生产资料。但他们还是坚持要有一块自己的宅基地。

为了避免矛盾,我妥协了。新区规划,政府说让他们自己搞,包括威州有个村,也是自己搞,自己搞的好处是,政府不操心,修好修烂,他们自己的事。

现在他们每家的小院特别逼窄,路网组织又行不通,旅游氛围也不好,自己设计的房屋有些很奇葩。所以我想当时不如就一鼓作气强制性地做了,如果政府强力介入,规划会更好,但是强制又有问题,容易被人诟病。

2013年,“710特大泥石流”,王宇在汶川县草坡乡参与抢险。 受访者供图

我不是没出过“问题”。

2008年下半年,当时的省委书记专门去我们镇的油碾村检查群众怎么过冬。领导看到家家户户挂满了腊肉,担心我们会不会把其他家的肉挂到这来凑数。看到家家户户都摆着花,连花盆都是一样的,就怀疑是不是政府统一买的,忽悠糊弄上级。

当时他既没表扬也没否定。随后,省里派了一个小组来调查。

我们对检查小组说,我不带你们,别人也不许带,把村的名册拿出来,任意点一个,直接去看。有一户不好我主动辞职,承担一切后果。

看了以后,他们非常满意。

花盆确实是我们买的,主要是想给领导看看精神面貌,因为当时都是废墟和棚屋。但我们完全没料到省委书记对这事特别上心,担心这个作假,那么会不会在其他粮食、腊肉的问题也作假。

其实这是当地的风俗,过年了家家户户都要准备腊肉。

我和广州市援建汶川县城前线工作组组长李俊夫在重建的时候搭档过很长时间,他后来进去了,据说判了3年多,说实在的,心里还是挺难过,毕竟是一块儿工作过的战友。

他在汶川援建的时候,没有贪腐过,没动过一分灾区援建的钱,所有的身心都扑在援建里头。

前年大概六月份,李俊夫的一个非常要好的哥们儿从里面放出来,给我打电话,说想回汶川走走,我说你就回来,他说不好意思,我说你在广州犯的事跟援建灾区不搭界。

他做错的事,跟汶川无关,他的贡献和付出,我们必须要感恩。

李俊夫是有才的人,写过几本城市建设的书,我看过,写得很有深度的。援建那帮哥儿们进去不少,但是没有一个和援建有关。当时广东是严格考核了才派过来,派过来的都是精英,进去的几个都是博士。

有一次水厂抽水,汲水口用了纱网来抽水过滤,我们这边的领导提醒,你这个东西有问题,我们这边的河水泥沙很重,跟广州那边的水不一样,你这样很容易水管堵住。

俊夫就说,你懂什么,你们威州镇,有几个博士,几个研究生,我们团队,有多少个博士,最低也是研究生。

我们领导很幽默,说,我们少数民族同志学历高的少,你是博士,你说了算。

三个月过后,四五米的管子堵得只剩下半米,都是泥沙。维修整改花了40万。

后来两个地方的团队有摩擦,我们这边就调侃他说,你是博士,你说了算。

2013年,汶川县草坡乡发生“710特大泥石流”,王宇在现场组织灾民转移。受访者供图

我们4天奋战,打通了从都江堰到百花大桥(震中)26公里的生命线。集中村重建是我最先搞出来的。张泉灵在央视报道说,看到漩口镇中央那个牌子,就看到了希望。

我当时很得意,但后来表彰的时候也没得到什么大的奖项。

2008年年底,我一个大哥——绵虒镇党委书记,震后负责灾区重建工作,身体累垮了,住院。我向他发牢骚:“半年了,你看那些评奖啊,抗震救灾先进个人、抗震救灾英雄、表彰,全国巡回演讲、还有报告团啊,一系列东西,我只得了一个汶川县的先进,心里不大平静。”

大哥说:“你想要荣誉是吗,那好吧,给你盖一面党旗,给你发个烈士证,最高荣誉了,然后你的婆娘就是人家的,你的儿子就是人家的,你要不要?”

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人生观。

我想起那些遇难的哥们儿:银杏乡的党委书记,我们还搭档过,十年了,连尸骨都还没找到;

我们县的一个局长,一个老大哥,地震前一天还在和我约着喝酒,周一就不在了,到现在尸骨也没找到;

映秀镇派出所所长,我们以前经常一起玩,地震过后两个礼拜,在水库里面捞起来的,人泡得像个冬瓜一样。

我的小学同学,他爸爸和妹妹跑过来找我,说两个礼拜没找到人,大家心里都知道失踪两个礼拜意味着什么,但我又不敢说,我只能说,是不是被部队送到外面去了,我查一下。

当天晚上他的厂长就来找我,说他是第一个遇难的。他们厂房坍塌了,他第一个被砸在下面,头都没了,埋在厂房下面。

和他们比,我还想啥荣誉,看淡了,无所谓。一家人能开开心心在一起,就很满足了,没什么太多想要的。

想通了之后,就给手机里通讯录上200多个人发了短信:“好好活着”。

当时正好有北川县的宣传部副部长冯翔自杀,收到短信的朋友们都担心我是不是想不开了。

我想跟朋友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要整天抱怨,计较得失,活下来,好好珍惜。实在在体制里呆不下去,那就离开,一样能活下去。

王宇喜欢抽他自己卷的骆驼牌香烟。

辞职这个事,我已经考虑了两三年,一直纠结,直到半年前才真正辞掉。

到茂县当政法委书记之后,没什么乱七八糟的。别的地方每天各种案件一堆一堆的,而在茂县,十天半个月没啥事儿,就觉得生活平淡了一些,不大符合我的性格,我还是比较喜欢忙碌。

县委书记让我想好再说,我自己去州委组织部做了汇报,解释了我的状况,告诉他们我啥都不要了,裸辞,两个星期就把手续都办完了。

我的辞职冲击身边很多人,很多人跟打电话说我太佩服你了。他们中间有些人也想出来,但下不定决心。我告诉他们,别一天到晚抱怨怀才不遇,既然还在当官,就应该为群众干点实事。

我出来后感觉能真正发挥自己的能力了,在政府里面不行,政府里其实有很多本地精英的,但是真正要想做事,不是能力就行,你只能按照规则做事,就像那句说的,带着镣铐跳舞。

我到重庆创业,为什么我选择重庆呢?因为不太想呆在成都,离汶川、茂县太近,不愿意让人说在这个地区再利用以前的关系。我凭自己能力,也没什么闲话了,辞职的时候也有规定:两年之内不得在辖区从事相关商业活动。我干脆走远一点,跨省了。

一月拆548家,汶川县原副县长经历的生死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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