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虫治虫!北京今年投放6.5亿头害虫天敌,但还远远不够

 “公园里侵害树木的害虫可分‘蛀茎类’‘食叶类’‘刺吸类’三类,我们‘对症下药’,分别有专门的‘天敌’来对付;但‘以虫治虫’并不能100%让害虫绝迹,因为让一个物种(哪怕是害虫)灭绝同样会带来灾难;虽然我国是世界上‘以虫治虫’防控技术的‘鼻祖’,技术水平一流,但产业化始终是迈不过去的‘大坎’。”

 

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国家天敌昆虫科技创新联盟理事长郑礼研究员表示。

 

“今年北京市属公园预计将投放近6.5亿头天敌昆虫,用以来防治害虫,数量创历年之最。颐和园、天坛、中山、景山等古树名木众多的公园投放量相对较大。”6月12日,这则“以虫治虫”的新闻吸引了郑礼的注意。

 

工作人员在紫竹院公园投放“天敌昆虫”

 

在“以虫治虫”绿色防控的科研江湖里沉浸了几十年,他太了解这则新闻的意义了,“当越来越多的化学农药‘锻炼出’害虫的耐药性,导致药残超标的时候,‘以虫治虫’便凸显其独特优势。比如说赤眼蜂可以在害虫虫卵上寄生并繁殖,可建立并扩大种群,始终保持着对害虫的源头压制。”

 

有什么样的害虫,就有什么样的“天敌”

 

郑礼告诉记者,公园里侵蚀树木的害虫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种是‘蛀茎类’害虫,比如北京市此次投放的‘花绒寄甲’‘肿腿蜂’,就是对付一种蛀茎类害虫——天牛。茎干,承担着向上输送水分,向下输送养分的功能,但害虫切断了这一路径,让树木慢慢枯萎。

 

第二类是‘食叶类’,比如美国白蛾有‘超级能生(一只越冬雌蛾一年最多繁殖2亿只后代)’‘超级能吃(3-4天内可将一棵树叶子吃光)’‘超级能逃’‘组团作案’等特点。

 

第三类是‘刺吸类’害虫,汲取植物汁液,掠夺其营养,比如蚜虫,粉虱等。”

 

但当“天敌昆虫”越来越多,害虫“不够”时,这些“天敌”会不会成为另一种“害虫”?

 

“这是不可能的。”郑礼表示,“天敌”的取食具有专一性,当害虫多时,它们因食物丰盛就加快繁殖;消灭树上的害虫后,它们也就因缺乏食物而死掉,“某种程度上,‘天敌’与害虫保持着动态上的平衡。”

 

郑礼表示,作为世界上“以虫治虫”防控技术的“鼻祖”,我国早在公元300年左右就有“以虫治虫”的记录,“当时南方人利用生性凶猛的黄猄蚁捕食各种害虫。”即使在当下,我国在生物防治技术领域的科研水平也保持着与世界先进的同步。

 

化学农药“短平快”,“以虫治虫”不吃香

 

吹绵蚧

 

常群集在叶芽、嫩芽上“为非作歹”,常造成落叶和枝梢枯萎,乃至造成整枝、整株死去的“吹绵蚧”是一大害虫。我国科学家从澳洲引入澳洲瓢虫,取食吹绵蚧雌成虫,从而成为“以虫治虫”的样本。

 

在郑礼看来,无论从国外引入,还是从不同的区域迁入,“天敌昆虫”的繁育技术并不简单:

 

“经过大量调查、筛选、鉴定后,我们必须选择自然界中优势的天敌资源,同时,驯化他们,使其更好地适应环境。”他举例,有些“天敌”可能是从南方高温、高湿进入北方低温、干燥的环境,如何通过改良,让天敌们迅速地适应,考验着科研者。

 

工作人员将装有“肿腿蜂”的试管插进树皮

 

北京市属公园试水“以虫治虫”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可惜的是在目前的国内这种尝试还是太少。这一点,记者采访郑礼、山东省科学院生物农药专家杨合同、山东省农药科学院院长李德军,得到的答案类似:相对于“短平快”的化学农药,“以虫治虫”的防控技术在国内并不吃香。

 

“现在国内有正在备案的化学农药厂3000多家,天敌昆虫研制企业不超过20家;更直观地对比是后20家的产值相继也就是一千万元左右,尚不及国内大型厂动辄上亿元的1/10。”郑礼提供的这组数据显示,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尽管我国生物防控技术在科研上“不落下风”,但在产业化道路上已经落下了。

 

面向基层推广,郑礼发现,根深蒂固的种植管理习惯和对生物防治原理的不了解,让老百姓很难相信生物防治效果,更不敢轻易尝试。

 

三年前,农业部下发《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这对生物防控行业来说无疑是好消息,但郑礼认为,农药市场固化的利益链条,让当地政府、企业难有动力向生物防控转型。“北京已经做出了努力,如何用政策、资金支持生物防控仍考验着地方政府和企业。”

以虫治虫!北京今年投放6.5亿头害虫天敌,但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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